一个细胞。
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
一桩可能带来回报或无法衡量的代价的交易。
人类卵子是一种宝贵资源，却在公开、灰色或黑色的市场上进行交易。
别告诉妈妈
繁星满天
一个寒冷的六月星期四，卡伦·佩兹（Karen Petz）乘坐黑色优步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繁忙街道上的一家生育诊所。她穿着一件短款橄榄绿奶奶式针织衫，修长的躯干若隐若现。她的腹部明显肿胀。“走路很不舒服，”她说，“卵巢压迫着我的内脏。”她用四指按压腹部，然后向后推。
卡伦身材高挑。“在美国大概是6英尺吧，”她说，“183厘米。”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绿眼睛，一头金黄长发。和许多高个子女性一样，她曾厌恶自己的身高，直到这成为她的优势。几年前在智利做模特时，她的经纪公司向客户推销她是“令人向往的形象”。
当卡伦走进WeFIV诊所时，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这位31岁的女子本已结束卵子捐献生涯。但当墨西哥一对夫妇特别需要像她这样的捐献者，而美国的代理机构请她破例时，她同意了最后一次捐献。在这个监管松散的行业里，医生们有一个共识：任何人都不该捐献超过六次。今天将是卡伦的第七次。
她完成入院手续后，乘电梯上到三楼的私人病房。换上白色华夫格浴袍后，她等待护士推着轮椅来接。再上一层楼，她回答了一连串问题：今早吃过东西吗？以前对麻醉有不良反应吗？戴隐形眼镜吗？
这是一个每天早晨都会重复的流程，一周六天，每天接待五到六名女性。大多数人是为自己未来的试管婴儿治疗取卵，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补充诊所的卵子库存。阿根廷凭借其庞大的欧洲裔人口、疲软的货币和开放的生育政策，已成为重要的卵子供应国，服务于国内外市场。像卡伦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相貌出众、体格健康、魅力非凡的捐献者，报酬通常2000美元起步。
“说实话，没有上限，”WeFIV的共同所有人兼首席胚胎学家娜塔莉亚·巴西勒说，“我们见过有捐献者要价高达7.5万美元。”
到达45分钟后，卡伦被推进WeFIV的手术室。一张装有马镫的手术台斜置于室内。钢制推车上放着一根35厘米长的针头。天花板角落里的投影仪在上方投射出满天星光。这是卡伦在麻醉生效前看到的最后景象。
手术室里既忙碌又安静。两名医生和三名护士熟练地执行着各自的角色，动作如行云流水。墙上的屏幕显示着卡伦右卵巢的经阴道超声波图像。经过两周的激素治疗，卵巢已肿胀至正常大小的四倍。在天花板投射的星光下，颗粒状的图像宛如布满陨石坑的月球表面。
每个陨石坑都是一个卵泡。WeFIV的首席医生小心地引导针头穿过卡伦的阴道壁，直达卵巢。卵泡被逐一抽空，液体注入小瓶中。麻醉中的卡伦轻轻打鼾，偶尔动一下，护士便轻柔地调整她的姿势。随着每个卵泡被抽空，屏幕上的“陨石坑”逐渐消失。
一名专职护士来回穿梭于手术室和相邻的实验室之间，运送着装有卵子的小瓶。在实验室两端，胚胎学家透过显微镜，从那些浅淡血色的液体中分离出卵子。这个传递过程持续了25分钟，往返不停。当卡伦的手术结束，下一位患者已躺上手术台，最终的卵子数量仍在统计中。
“数量很多，”巴西勒在实验室说道。“从超声波图像和病人病史来看，我们早有预料。”
卡伦是个超级产卵者，她对激素的反应异常强烈，产卵数量远超常见的15到20个。
第一个工作站报出数字：26个卵子。
“桑蒂，你那边有多少？”巴西勒朝实验室另一端喊道。
第二个工作站的胚胎学家圣地亚哥·乔达纳正检查着培养皿中央一簇几乎难以察觉的灰色斑点。“17个，”他回答。
“这就是卡伦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巴西勒说。
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这43个卵子将在培养基中保存，随后用特殊的酶溶液冲洗，去除保护性细胞层。其中16个未成熟的卵子将被淘汰，剩余的将通过玻璃化冷冻保存数周，等待跨越8000英里的洲际旅程。一位彭博商业周刊记者将全程追踪它们的行程。
当27个卵子最终抵达目的地时，整个过程将为医生、代理人、航空公司、律师、顾问、快递员、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带来收益。而卡伦将获得3.5万美元的报酬。
追踪代码
希腊哈尼亚（Chania）是玛丽亚（Maria，化名）的家乡，也是她接受体外受精治疗的地方。她后来得知，自己的一些卵子被秘密盗取。
对玛丽亚来说，被两名警官传唤到警局已是不祥之兆。当他们说有位心理学家同行时，她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今年2月，四人落座后，玛丽亚只知道这次谈话与她3岁孩子的出生有关，这是通过体外受精得来的快乐结晶。
四年前，玛丽亚在克里特岛家附近的一家生育诊所接受了取卵手术。她并非卵子捐献者。作为一名30多岁的吸烟者，她本就不适合做捐献。她只是想要一个孩子。但现在，这些来自国家有组织犯罪部门的警官告诉她，她被欺骗了。
诊所工作人员当初告知她取出了六个卵子，但警方证实实际数量是两倍。另外的卵子被用于为他人制造胚胎。这个消息让玛丽亚震惊不已，因为这意味着她可能还是另一个孩子的生物学母亲。
在场的心理学家帮助她消化这个消息。疑问在玛丽亚脑中不断涌现：她的卵子可能还孕育了几个孩子？一个？三个？还是一个都没有？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警方正在约谈其他女性，向她们传达类似的消息。
这些女性大多和玛丽亚一样，居住在哈尼亚及周边地区。这个海滨旅游小镇已意外成为全球生育产业的重要枢纽。地中海生育研究所吸引着来自生育法律严格国家的准父母。而诊所需要卵子来满足这些需求。
在这些约谈中，警方想要确认一个关键细节：这些在诊所记录中留有姓名的女性是否曾同意放弃部分卵子？
警官询问玛丽亚2020年初在诊所的经历。在她回忆完取卵那天的情况后，她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警方向她确认，诊所记录显示，她的孩子确实是由她自己的卵子和丈夫的精子孕育的。这部分是正常的。但不幸的是，记录还表明她剩余的卵子被“捐献”给了另一位女性，而且警方也不知道那位女性是否用玛丽亚的卵子生下了孩子。
那个女人是谁？玛丽亚相信警方知情，但因希腊关于卵子和精子捐献的隐私法规定，他们无法透露。不过，警方提供了其他信息：诊所为每位就医女性都分配了追踪代码。卵子捐献者获得六位数代码，体外受精患者则是四位数代码。玛丽亚本已有一个代码，临走前，警方又给了她另一个代码——那位获得她卵子的女性的代码。
卵子：330个。收入：16万美元
2018年，她曾是台湾的一名年轻女子，一个独立生活的研究生，性格外向，直觉型（MBTI），一位女权主义者。她渴望独立，却面临经济困境。她想找一份“CP值”高的工作，这是台湾年轻女性形容高性价比工作的说法，常用于描述那些能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冒险选择。
于是，她在网上搜索快速赚钱的方法：第一个选项是夜店陪酒，第二个是捐卵。美国一个周期就有一万美元。“哦，”她想，“这可是一大笔钱。”
安珀，是她为这个故事选择的化名。她今年30岁，是翻译、竞技vogue舞者，也是一名“卵妹”——台湾人用这个词形容在美国出售卵子的成百上千名女性。买家多来自中国，因为这在中国是违法的。整个产业链包括招募人员、代理人、医生和护士。安珀坦然称之为市场。她在美国完成了11个周期，提供了约330个卵子，赚取16万美元，与4个代理人、4家诊所、2个卵子库和至少9个中国家庭有过合作。
今年5月，最近一次取卵后的第五天，她在加利福尼亚州钻石吧咖啡馆吃面，穿着黑色裤子、露脐上衣、旧牛仔外套，涂着橙色口红。她看起来很轻松，感觉也不错。每天的注射、诊所复查、卵巢肿胀、脚部浮肿、嗜睡和焦虑，这些都已成为过去。她的33个卵子在实验室里，1.6万美元已入账。当晚她约了朋友去夜店。
在台湾，捐卵是合法的，但每位女性只能捐献一次，且仅能获得约3000美元的报酬，还必须确认生下婴儿才行。2018年，安珀的选择很简单：“既然要做同样的事，为什么不选择报酬更高的呢？”但第一次尝试时，其他事情都令她紧张。她不认识其他卵妹，从未去过美国，现在还得在海关撒谎。她必须信任一位素未谋面的华裔美国女代理人，连对方姓氏都不知道。准父母通常希望卵子来自高挑、苗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最好能与母亲相像，会拉小提琴或打网球。要求相当严格。安珀提交的照片展现出亲和力，视频则突出可爱特质。她经历了基因检测、血液和尿液化验、体检、妇科检查以及心理评估。她没告诉父母，因为他们不会同意的。
当她独自从洛杉矶机场打车时，当她必须捏住左卵巢附近的皮肤，深呼吸后注射刺激药物时，当她觉得臃肿难看时，当她想放弃时，她对自己说：“我是为了钱来的。我能挺过去。”当医生告诉她取出了34个卵子时，安珀就知道自己会再来。成功的取卵意味着下次可以要价更高：“我的卵子就像宝藏。”
六年间，安珀深入了解了这门生意及其利弊。有人曾对她说：“你做的不是捐赠，是生意。别说得那么好听。”安珀回应：“是的，我在做生意。这有什么问题吗？想想那些注射、取卵，这么多不便，这么不舒服，还有疼痛，对吧？”
安珀发现：任何人都能成为代理人，无需考试、医学经验或法律培训。许多代理人都是前捐献者。在美国，他们可以公开经营，尽管部分华裔美国代理人更倾向低调。在台湾，代理人处于灰色地带，虽然禁止买卖卵子，但他们似乎可以撮合年轻女性与准父母，收取费用，却不会出现在合同中。
此外，美国业界限制捐献者最多六个周期的指导方针很少得到执行。诊所无法追踪其他地方的取卵记录。护士问起安珀捐献次数时，她总说四次。护士可能会提醒她这项建议。“之后，因为诊所也想赚钱，他们就不会特意问这个问题了，”她说。
她深知自己的筹码。这就是她与多个代理人合作的原因。如果一个代理人无法按她期望的价格找到匹配对象，她就换人。“钱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安珀笑着说。她最高收费2.5万美元，最多一次取出52个卵子。最糟经历是第5次捐献：44个卵子，1.5万美元，取卵后疼得无法入睡。这种疼痛和更严重的风险会随着取卵数量增加而加剧。超过15个卵子会增加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风险，超过30个风险更大。安珀对此并不担心。
每位来美国的卵妹都要面对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这道坎。安珀也学会了应对之道。年轻女性的旅行证件不允许工作或赚钱。如有可疑，移民官可拒绝入境。代理人会教她们如何回答可能的问题：自己订机票，删除敏感邮件，完全删除微信，穿着朴素，不化妆。她们需要准备假期行程，有时还要有酒店预订。填写当地联系人时，不能写诊所地址，因为曾有一位捐献者因此被遣返。但她们仍可能被带到“房间”问话。“海关可能会说：‘别骗人了。我知道你是来赚钱的。’”安珀说，一些捐献者就会招认一切。
安珀没有。她两次被带到房间。第二次，一名移民官翻看她手机半小时，查阅两年的银行对账单。她说自己是来拜访一起跳舞和比赛的朋友。她放了自己跳vogue的视频。官员让她通过了。
350亿美元，而且还在增长
大多数体外受精治疗使用女性自身的卵子。但在至少6%的案例中，卵子来自捐献者（这是生育产业的专业用语），她们同意取出自己的卵子，通常会获得报酬。这些捐献者被纳入一个价值350亿美元且持续增长的全球辅助生殖市场。这个市场由准父母、中介代理、医生和诊所组成，其中许多诊所都获得了华尔街和私募股权的投资支持。
根据国际辅助生殖技术监测委员会的数据，2019年全球通过捐卵产生的胚胎超过12万个，几乎是2011年的两倍。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可靠的监测系统，且这些统计不包括印度。（根据对印度最大生育药物生产商巴拉特血清和疫苗有限公司的数据分析，仅2023年该国就进行了约9.5万例使用捐卵的体外受精手术。）随着更多高龄女性寻求生育，对年轻女性卵子的需求可能会继续上升，因为女性年龄增长会导致卵子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
卵子交易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合法、半合法和非法渠道蓬勃发展。当各国政策或形势发生变化时，整个行业格局随之改变，比如印度禁止外国人使用代孕、乌克兰战争影响生育旅游、中国允许多孩但禁止购买他人卵子。想要孩子的夫妇转而寻求希腊、阿根廷、美国等国家的帮助，而不是印度、乌克兰或中国。
卵子捐献者缺乏权益倡导者，也没有法律保护其健康或防止剥削。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捐献者进行体检，包括传染病检测和病史提供。此外，诊所需遵循生育产业贸易组织——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的指南。这些指南建议捐献者接受心理健康咨询，由独立律师审查所有合同，并将卵子提取次数限制在六次以内，以降低并发症风险。
激素刺激可能带来从轻微不适到（极少数情况下的）死亡等短期风险。而反复捐卵的长期风险仍不明确。哥伦比亚大学生物伦理学硕士项目教授兼主任罗伯特·克利茨曼指出，这并非偶然：“他们从那些只能赚取数千美元的女性身上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收益。如果他们进行研究，可能会发现存在长期危害，这将影响他们的业务和收入。”
卡伦的一位模特朋友向她推荐了这个机会。卡伦在圣地亚哥从事研究翻译工作。当凯妮娅·伊奥斯特来城里参加婚礼时，两人偶然相遇。凯妮娅最近已搬到了墨西哥。
“我刚从洛杉矶回来，”凯妮娅告诉卡伦，“我因捐卵获得了6000美元。你也该考虑试试。”
社交媒体上遍布卵子捐献补偿广告。TikTok网红们在诊所门前跳舞，或在Instagram嘴唇填充和隆胸手术的帖子之间穿插卵子捐献宣传。然而，对那些能获得最高报酬的捐献者来说，口碑才是关键。凯妮娅就是被一位做过捐卵手术的健身网红发掘的，这位网红会从每位新招募的捐献者那里收取介绍费。
2019年1月，26岁的卡伦首次飞往洛杉矶进行卵子捐献。她将获得与凯妮娅相同的报酬。她前往了美国最大生育连锁机构之一——哈林顿生育中心的一家诊所。一位兼任联络人的护士安排了所有事宜，但在路上，卡伦收到消息说意向受精者退出了。她不知所措：她还能拿到报酬吗？酒店预订会被取消吗？几小时后，又一条消息来了：手术重新安排，一对中国夫妇将购买这些卵子。
“整个过程令人困惑，”卡伦回忆道。“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很不对劲，但当时我完全没意识到。”（HRC未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
当HRC的取卵手术产出45枚卵子后，这一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一周内，一家名为Growing Generations的代孕和卵子捐献机构联系了卡伦，承诺如果与他们签约，每次捐献至少可获得1万美元。
这家位于洛杉矶的成长代机构详细询问了卡伦的童年照片和家族病史，还想了解她的职业抱负、人生理念和日常生活安排。卡伦写了将近十页的材料，涵盖了从模特工作到商业研究，从德国血统到最近参加的马拉松比赛等方方面面。“我认真填写了每一个问题，”她说。“被人看重不仅仅是因为外表，还因为个性特征，这让我感到很有价值。”
卡伦的资料在2019年2月上线后几天内，这家机构就接到了咨询电话。有人对她感兴趣了。
一位家庭成员无意中听到代理人争吵，将消息告诉了亲戚，消息最终传到了少女母亲的耳中。母亲发现了女儿藏起的手机并质问她，女孩随即坦白了真相。
2023年10月17日，女孩的母亲向警方报案，引发调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相关诊所：印度最大的生育连锁机构之一Nova IVF Fertility，这家机构背后有着美国顶级金融势力的支持。
Nova由亚洲医疗保健控股所有，后者受美国私募股权巨头TPG Inc.控制。在高盛集团和风险投资巨头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的支持下，Nova迅速崛起。这是印度IVF和卵子捐献市场蓬勃发展的缩影，该市场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且监管最少的市场之一。
女孩母亲报案三天后，警方和州首席医务官办公室的检查员抵达Nova诊所。查看女孩的诊疗档案后，他们大为震惊。
女孩的保险文件竟载有另一位病人的详细信息。她在未注册的实验室接受检查。不同表格上对她的子女数量前后矛盾，一份称有一个，另一份却说有两个。她签署了英文声明，但她只懂印地语。《商业周刊》获得的机密检查报告指出：“这些情况都令人生疑。”
检查员还质疑诊所的两名医生为何无法确定她是否生育过（剖腹产会留下疤痕，阴道分娩通常会留下疤痕组织）。报告指出：“这让整个流程的质量都令人怀疑。”报告强调，若没有Nova员工和医生的积极参与，不可能从一名未成年人身上提取卵子。
次月，警方逮捕了五人：Seema、Anita和三名男性同谋。一份新闻稿大肆宣传这次抓捕行动，称逮捕了一个引诱贫困妇女和女孩出售卵子的团伙。然而，这则新闻仅在该国最大英文日报第12页刊登一篇简短报道后便销声匿迹。警方拒绝透露涉事诊所的名称。
警方在逮捕行动中缴获了三名嫌疑人的手机。在这个全由女性组成的专案组里，一名副警司开始查看他们的WhatsApp信息。
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刚开始时，玛丽亚驱车前往克里特岛提取卵子。这是她第三次尝试体外受精，前两次都失败了。但玛丽亚和丈夫觉得幸运，他们镇上恰好有一家自1992年开始运营的诊所，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准父母。
地中海生育研究所（MFI）的创始人是一位希腊妇科医生，他将自己塑造成了生育领域的名人。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还培养了一批在Facebook上分享婴儿照片的支持者家庭。近年来，他邀请了一位希腊胚胎学家担任科学主任，帮助扩展了机构业务。“他们接诊量很大，非常大，”澳大利亚一家代孕和卵子捐献咨询机构的全球总监山姆·埃弗林厄姆说。
埃弗林厄姆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全球生育产业的变迁。他在2011年因想要孩子而前往印度，在两名代孕母亲和一位卵子捐献者的帮助下生下了两个女儿。他说，当时印度正经历一场“淘金热”，诊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提供价格低廉的生育服务。
但2015年，印度禁止外国公民使用代孕服务。泰国紧随其后，柬埔寨也效仿。
在印度关闭市场前一年，希腊开放了市场，允许非居民使用当地代孕母亲。希腊将自己定位为生育旅游目的地，推广海滩风光和相对实惠的体外受精治疗。到2017年，其他国家的准父母开始涌向希腊诊所。据埃弗林厄姆称，MFI成为“最受欢迎的诊所”，吸引着来自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和美国的客户。
玛丽亚那天来到诊所提取卵子时，新冠疫情限制了候诊室的人数。墙上挂着一幅母婴画像。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她已完成了数周的检查和预约，其中一些让她困惑不解，比如囊性纤维化的基因筛查。既然无论结果如何她都会使用自己的卵子尝试怀孕，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尽管如此，她还是准备接受这个已经熟悉的提取程序。
首先是同意书，她记得很清楚。表格中有一个选项，如果想分享多余的胚胎就需要打勾，但她没有标记。她说，表格上没有任何关于卵子的内容。（一位当时在诊所工作的年轻胚胎学家证实了玛丽亚对MFI表格的描述）。
玛丽亚醒来后得知卵子提取成功。她的卵子将受精、冷冻，几周后进行植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她重返诊所，加入了一条由众多女性组成的流水线。如果她曾与获得她卵子的女人擦肩而过，或许就在那一刻。
体外受孕（IVF）病人每组约六人。她们依次在单独的手术室进行植入，然后被送到隔壁房间休息15到20分钟，房间里摆满了床。空间十分拥挤，玛丽亚手术完后已经没有空床，只能坐在椅子上，与其他排队等候的女性一起，期待胚胎能够着床。
一组病人离开，另一组随即进来。
台湾卵妹
2023年5月21日，在安珀卵子提取手术的四天前，大约70英里外，布兰迪 （Brandy）开始了至少20针注射中的第一针。两种药物刺激她的卵巢产生数十枚卵子，第三种药物则阻止卵巢释放这些卵子，直到它们成熟到可以被提取。作为一名台湾护士，30岁的布兰迪已经历过五次这样的过程。她显得自信而淡定。她要求我们用“布兰迪”这个化名。当被问及是否会记录注射前后的想法时，她轻描淡写地说：“为什么？没什么好说的。”
她住在加州千橡市一个华人社区，租住在一户华裔美国人家庭的房间里。她与房东共用冰箱，里面放着她的药物、生菜和牛奶。这个安排很顺利。
布兰迪在放满化妆品、护发素和维生素的玻璃桌前给自己注射，有时站着注射。对她来说，这都是家常便饭。第一晚及接下来一周的每个晚上，她都要注射两针。几天后又增加了一针。她将1毫升盐水溶液与75单位美诺孕（Menopur，一种由绝经后妇女尿液提取的药物）混合，在右卵巢上方找到注射点，捏紧皮肤。她还要注射375单位的促卵泡素（Follistim）和5毫升的加尼瑞克醋酸酯（Ganirelix）。三分钟后就完成了。和大多数台湾卵妹一样，她会为代理人录制视频，证明完成了当天的任务。然后就可以吃饭了。
布兰迪爱吃，但她说在“工作期间”会格外谨慎：注重蛋白质、水果蔬菜、牛奶和水的摄入。注射前一个月，她服用钙片、维生素D和辅酶Q10，据她说这些可以减轻卵巢炎症，预防卵巢过度刺激。经历五次周期后，她从未有过持续的担忧。“每次都能取到30多枚卵子，”她说，“医生和护士都很满意。这让我成为更受欢迎的捐卵者。”
这是她在加州帕萨迪纳HRC诊所的第三个周期。HRC于1988年在南加州成立，比美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早了七年。这里的医生一直走在前沿，善于把握机遇。在很少有人能做到时，他们就帮助50岁以上的女性怀孕，也为多位《Bravo》真人秀明星提供治疗。如今，管理多家诊所的HRC生育管理公司已被中国最大生育公司之一锦欣生殖医疗集团收购，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HRC约三分之一的治疗周期服务于中国客户。
布兰迪多次乘Uber去诊所，让护士根据她的卵子生长情况和身体反应调整药物剂量。指示随后会以中文通过邮件发送。
不适感通常在注射第二周开始显现。到那时，布兰迪身上布满瘀伤，感觉浮肿疲惫。5月30日周四晚上10点，当被告知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促排针并在第二天早上做最后检查时，她松了一口气。她的周期即将结束，36小时后就要进行卵子提取手术。
诊所位于办公大楼九层，候诊区悬挂着枝形吊灯。我们原定周五早上与布兰迪见面，但她没有出现。后来找到她时，她说自己情绪低落，只想睡觉。不过她答应在第二天早上9点手术后与我们见面。
周六上午10点半左右，她在护士搀扶下走出电梯，坐在轮椅上。她穿着浅色迷你连衣裙，面带微笑。这次她赚到了1.8万美元，几乎相当于她在台湾的年薪。她提供了29枚卵子。她说自己感觉好多了，想吃点心。在餐厅烤肉盘前，她说自己很少想到购买她卵子的人，或未来可能出生的孩子。“我可能像孔子一样有72个学生，”她说，“但每个人都希望确保捐献者不会太在意自己的卵子。我们必须明白，卵子现在属于那些父母了。”
之后，布兰迪会向她的代理人汇报。这位台北的代理人曾是模特和夜总会老板，过去招募年轻女性到新加坡酒吧工作。自2015年起，他开始招募卵妹，将她们介绍给洛杉矶的合作伙伴。她经营着最早一批为中国潜在父母对接美国诊所的中介机构之一。在中国，生育治疗仅限已婚异性恋夫妇，严禁代孕和付费卵子捐献。女性只有在接受过体外受精并有多余卵子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他人的卵子，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对于布兰迪的卵子，潜在父母要向她的代理人支付1万美元。
布兰迪已在考虑与其他机构合作，再次进行卵子提取。她认为重返市场可能会带来更高收入。下一次，她希望能赚到2万美元。
300桶尿液
每天清晨6点左右，中国河北省河村的年长妇女骑着电动三轮车四处奔走。她们在其他年长妇女家门前短暂停留，那里放着装有新鲜尿液的小桶。但并非所有尿液都符合要求——必须来自绝经期妇女，因为她们体内含有更高水平的两种关键激素。收集者用试纸检测尿液质量：如果试纸保持黄色，她们就会将尿液倒入大罐中。随后，这些尿液会被送往一小时车程外的伟臣生物制品公司（音译）进行加工。
据伟臣介绍，公司每天从大量尿液中提取激素，供制药企业使用。这些激素最终成为多种常用促排卵生育药物的核心成分。虽然现在可以人工合成激素，药物需求的增长也导致需要人工合成，但这类药物的研发仍然依赖绝经后妇女的尿液，在某些地方，生产过程也是如此。
五个小时，300桶尿液，这就是收集者们平凡的一天。她们似乎并非为了金钱而做这件事。尽管报酬微薄，这些收集者（她们自己也会提供尿液）从不抱怨。“这些本该废弃的东西，既然有用，为什么不收集利用呢？”一位女性如是说。她们不知道最终制成的药物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某种生育药物。作为感谢，贡献者们会收到一些生活用品，比如盐和洗衣粉。包装上写着：“化废为宝”，还有：“让一位母亲帮助未来的母亲。”
像在Tinder寻找约会对象
32岁的爱丽丝·肯普顿（Alice Kempton）新婚不久，她和丈夫保罗（Paul）向一位表亲求助。爱丽丝天生没有卵巢，她很想要孩子，可如果想生孩子就需要一位卵子捐献者。在她居住的澳大利亚，捐献者必须是已建立关系的人，且只能出于利他主义动机。表亲答应说：“我很乐意帮忙。”
但她并非理想人选。35岁以上的捐献者被视为高龄，而这位表亲已36岁。女性出生时约有200万枚卵子，到30多岁中后期，剩余的卵子不到3%。
2017年，墨尔本的一位生育专家从表亲体内取出20枚卵子。用保罗的精子受精后，不到一半的卵子发育成胚胎。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爱丽丝经历了七次体外受精。两次失败，五次成功受孕，但最终都流产了。“那段时间非常紧张，心里总是砰砰砰，”爱丽丝回忆道。她最长的怀孕持续了14周。
当他们再次请求表亲捐卵时，她拒绝了：“我不能再经历那样的事情了。”
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求子之路到此为止。但保罗和爱丽丝·肯普顿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转向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产业，这个产业专门服务于那些来自卵子捐献受严格限制或成本过高地区的夫妇。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美国，用保罗的话说，那里有“透明的资本主义”。
“保罗会在凌晨3点把我叫醒
让我不停地滑动浏览。
我们在谈论成千上万的女孩。
这就像在Tinder上寻找约会对象一样”
保罗是商业房地产顾问，爱丽丝是兽医。性格开朗的爱丽丝20多岁时曾参加真人秀，热爱跑步。这位金发碧眼的女子希望找到一位相貌和生活方式都与她相似的卵子捐献者。
在美国等地，捐献机构像红娘一样，在网上发布捐献者详细资料供准父母挑选。对捐献者的了解有时很基础：最喜欢的颜色？最爱的食物？有时则过于私密：体毛状况如何？是否有性传播疾病史？一些机构会请摄影师以温柔、富有母性的方式拍摄捐卵者，另一些则展示穿着性感服装的照片。
爱丽丝订阅了尽可能多的目录，每份年费高达数百美元。“保罗会在凌晨3点叫醒我，让我不停地滑动浏览，”爱丽丝说。“我们看过成千上万个女孩的资料。这感觉就像在用Tinder一样。”
2019年2月的一个深夜，爱丽丝在Growing Generations的目录中发现了一份新上传的个人资料。这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人选。
玻璃态
随后，澳大利亚研究人员为卵子发育异常的女性带来了希望。他们通过激素治疗，帮助一位25岁的早发性更年期患者准备子宫，并将其丈夫的精子与捐献卵子结合形成的胚胎植入其中。1983年12月，这位女性生下了全球首个通过卵子捐献孕育的婴儿。
同期，科学家们开始探索卵子冷冻技术，但进展缓慢。人类卵子含水量高达90%，冷冻过程中形成的冰晶会破坏其精密的染色体纺锤体。即便体外受精已广泛应用，在此后的二十年里，通过冷冻卵子诞生的婴儿依然寥寥无几。
2000年代初，革命性的玻璃化技术问世。这项技术能以超高速度冷冻卵子，使其直接形成玻璃态，避免了破坏性冰晶的产生。2012年，两大全球生育医学组织认可了这一技术。自此，玻璃化技术迅速普及。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仅在美国，使用冷冻捐献卵子或胚胎的生育程序就从2012年到2021年增长了两倍，达到2.67万例。
如今，卵子可以跨越大洲进行冷冻、受精和植入。
当警察翻看WhatsApp信息时，屏幕上不断跳出假身份证照片。这位少女并非个案，诺瓦公司也不是唯一一家接受使用伪造证件的捐献者的机构。
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卵子需求远超供给。印度已注册了至少1400家生育诊所，实际运营数量可能更多。该国最大的连锁机构因德拉IVF（Indira IVF）每年进行约4.5万个周期，超过IVF发源地英国总周期的一半。虽然全球范围内使用捐献卵子的胚胎移植比例较小，但在印度，十多位医生证实这一比例在诊所中达到30%至50%。
文化压力推动了这一行业的发展。印度女性承受着巨大的生育压力。在印度教婚礼上，祭司祝福新娘能生八个儿子。婚后随即开始无休止的追问：“孩子，你什么时候带来好消息？”从亲戚到邻居，从店主到出租车司机，人人都认为有权过问这个极其私密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询问演变为指责。
在保守的农村地区，女性地位本就脆弱，不孕更被视为莫大的耻辱。生育诊所似乎提供了一剂解药。
2009年，纽约私募股权公司GTI Group创立了Nova医院连锁机构。次年NEA注资，一年后Nova进军生育领域，开设三家诊所。2012年，Nova与一家著名的西班牙生育连锁机构（现名为IVIRMA）结成伙伴关系。同年，高盛投资诺瓦Nova，最终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
投资者推动快速扩张。短短几年内，诊所数量从5家增至20家。IVIRMA的全球首席科学官胡安·加西亚·维拉斯科定期赴印度评估临床标准，并发出警告：胚胎学家的培训速度跟不上扩张步伐。“增长压力巨大，”加西亚·维拉斯科回忆道，“我们时刻担心任何问题都可能损害品牌声誉。”
到2019年，Nova陷入亏损，与IVIRMA的合作关系破裂。高盛和其他投资者将公司出售给现任所有者，即TPG旗下的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通过削减成本使Nova重获盈利。五年内，Nova诊所数量增长三倍，超过70家。其中一家位于瓦拉纳西繁华路段的一栋五层商业大楼内。
诊所数量激增的同时，中介也应运而生，他们成为富人迫切想要孩子与穷人急需用钱之间的桥梁。
阿妮塔向警方交代，她曾在一家生育诊所做清洁工，亲眼目睹女性通过出售卵子“赚到不少钱”。于是，她开始出售自己的卵子。后来，她转型为中介，说服其他女性出售卵子并从中抽取佣金。西玛的经历相似，也是从捐卵者变成了中介。当西玛招募到一名未成年少女并发现需要身份证时，阿妮塔告诉她不用担心，只需发来照片即可。
据阿妮塔告诉警方，她认识一位专门制作假证的人，是一家网咖的年轻员工。这位造假者以更低的价格赢得了阿妮塔的生意。警方记录显示，他在审讯中坦白承认：阿妮塔支付100卢比（1.2美元）购买假身份证，250卢比购买假声明。起初每天只造一两张证件，很快增加到每月近100张。
2023年12月，在逮捕行动一个月后，Nova致信国家卫生部，对卵子买卖中假证泛滥现象表示“深切担忧”。信中警告称：“利用虚假身份剥削卵子捐献者，造成重大伦理和法律隐患”，并将其描述为系统性风险。
被捕人员的供词显示，至少六名中介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网络，为瓦拉纳西各家生育诊所介绍捐献者。据他们供述，这些诊所包括CK Birla集团旗下的Birla Fertility & IVF诊所，以及由欧洲最大私募股权公司之一EQT控股的Indira IVF诊所。
Birla Fertility & IVF诊所未回应置评请求。Indira IVF诊所在邮件回复中表示，该公司“未参与任何上述涉嫌活动，也与被捕人员没有任何关联”。该公司称已建立严格制度防范此类欺诈行为。高盛、NEA和EQT均拒绝置评。
Nova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已与当地当局合作，并切断了与一名被捕员工所属卵子库的联系。对于首席医务官报告中称医生应能识别该少女未成年的说法，Nova予以驳斥，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TPG将置评请求转交给Nova。
“识别假证件超出了我们的专业范围，我们是这种欺诈行为的受害者，”Nova表示。“事实上，我们才是这里的受害方。”
该公司在8月再次致信卫生部，呼吁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据该公司称，至今未收到回复。卫生部未回应《商业周刊》多次置评请求。
阿根廷模特
“亲爱的凯伦”，信的开头写道，“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爱丽丝和保罗·肯普顿。我们非常荣幸这次旅程让我们找到了你。”
爱丽丝找到了完美的捐献者，但她觉得很奇怪，因为自己不知道将为她梦寐以求的孩子贡献一半基因的人是谁。2019年5月，她在信中提议见面，这在捐献者和受赠者之间很少发生。
两人都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ORM生育诊所进行治疗：爱丽丝接受体外受精，凯伦进行卵子提取。虽然凯伦的男友陪同她前来，但她没有让他参加见面会。她认为卵子捐献是个人决定：“这只是一枚卵子，而不是胚胎。”8月，2525号受精父母和331427号卵子捐献者在当地餐厅相遇。凯伦和爱丽丝聊了几个小时，分享了对马拉松比赛、农场生活和比萨的共同兴趣，建立了真诚的联系。
肯普顿夫妇不得不借钱支付全部费用：1.75万美元给Growing Generations机构找捐献者，凯伦的费用2.5万美元，外加1.5万美元旅费，诊所费用4万美元。再加上他们的机票、双方的激素费用（每月约1000美元）以及数周的住宿、餐饮和交通费用，债务总额超过17万美元。
爱丽丝很担忧。保罗上月因高烧（超过105华氏度）住院，仍在康复中。她询问诊所是否应该先冷冻卵子，等他痊愈后再采集精子。爱丽丝说，医生要求保罗服用男性生育补充剂，经过精液分析后，向他们保证一切正常。
卵子提取手术非常成功：获得51枚卵子，其中19枚成功发育为胚胎。
胚胎会培养约五天，直到形成囊胚——包含可能发育成婴儿的内细胞团和可能形成胎盘的外层。之后要么直接移植，要么像肯普顿夫妇选择的那样，先冷冻进行基因检测。
在波特兰待了五天后，医生助理打来令人沮丧的电话：没有一个胚胎可用。
对爱丽丝而言，这种损失如同死亡。她尖叫、哭泣，接下来20小时都在笔记本电脑上阅读所有能找到的医学论文。她得出结论：“当然不会成功，”爱丽丝说，“保罗把那些精子在烤肉架上烤太久了。”（ORM的医疗总监约翰·黑斯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经常处理受损精子。我们认为继续尝试是合理的选择。”）
诊所同意免费重做整个流程。“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我本人，对结果都非常失望和悲伤，”黑斯拉在《商业周刊》看到的邮件中写道，“我已指示商务部门批准第二个IVF周期，使用凯伦的卵子免费培育更多胚胎。”
凯伦也主动提出免费再次捐卵。与来自台湾的安柏和布兰迪不同，凯伦说她不把这视为市场交易：“我不会出售我的卵子，我从未出售过。”她说这是帮助他人的机会。但据肯普顿夫妇和凯伦说，Growing Generations不允许这样做。该机构拒绝免除费用，只提供20%折扣。（对此，Growing Generations未回应置评请求。）
“收取额外中介费和签订合同是因为你让凯伦进行额外捐赠，每个捐卵者最多只能捐献5-6次，”Growing Generations国际发展副总裁兼凯伦的联络人杰西卡·朱宁特在2019年10月写给爱丽丝的邮件中说。
“作为公司，我们依靠捐献者多次循环来维持运营的经济性，”朱宁特补充道。“让我们免费提供服务，或者让捐卵者绕过Growing Generations直接与ORM合作，这既不正确也不公平。”
肯普顿夫妇不得不筹集更多资金，债务已接近25万美元。
2019年12月，凯伦为肯普顿夫妇进行第二次卵子采集。IVF过程中的数字并非总能如愿：这次提取了36枚卵子，培育出19个胚胎，4个通过基因检测。经历五次流产后，爱丽丝只祈祷其中一个胚胎能够成功。
希腊母亲
设想你带着一颗镶嵌钻石的石头去珠宝店。扫描显示内部宝石数量不明。珠宝商钻进工作室后，消失在工作室后回来，带来好消息：发现了10颗钻石。你只能选择相信他，但石头里可能还有更多钻石。
卵巢手术中也是如此。一位希腊执法官员表示：“医生提取卵子时是单独操作的。”当女性从麻醉中苏醒时，根本无法验证实际的卵子数量。一些诊所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三十年来，卵子交易一直存在卵子盗窃问题，各地的法律和监管措施都难以应对这一威胁。
1995年，《橙郡纪事报》（Orange County Register）调查发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家生育诊所医生未经患者同意擅自提取卵子，用于帮助其他女性怀孕。加州大学系统后来支付了超过2400万美元解决诉讼。但当时加州没有任何刑事法规涵盖这类盗窃行为（部分原因是难以确定卵子价值）。此后，该州立法将这种行为定为非法。
在以色列，一名医生承认在1996年至1999年期间，未经同意从体外受孕患者体内提取了数百枚卵子。仅从一名患者体内就提取了232枚卵子，转赠给了33名女性。虽然当时没有法律明确禁止这种行为，但在纪律审查中，他的执照被暂停了2年6个月。如今，这位医生成了妇产科和不育症争议世界大会的创始人，该会议每年举办一次。
2016年，意大利一名女性报案称，一名医生在手术过程中未经同意摘除了她的卵子。这名医生被定罪，判处6年6个月徒刑，后因健康原因获准在家服刑。
在克里特岛，在玛丽亚的卵子被采集前一年，管理部门就已发现地中海生育研究所（MFI）存在问题。2019年接到投诉后，希腊医学辅助生育全国机构派出两名医生和一名律师检查MFI诊所。据律师埃曼纽尔称，检查人员审核了诊所的代孕项目档案，最终发现“这些并非全部客户档案”。检查团队以2比1的投票结果决定暂停MFI的执照，理由是记录保存不当。
然而这项暂停令并未得到执行，2020年秋天，希腊议会废除了该监管机构。2021年，政府任命雅典知名生育专家尼古拉斯·弗拉奇尼斯担任重组后机构的新任主席，而此人正是唯一一位投票反对暂停MFI执照的检查员。
MFI继续营业，前来就医的女性络绎不绝。
台湾卵妹
布兰迪每次卵子提取可要价2万美元，而安珀的报酬甚至能达到2.5万美元。美国年轻女性出售卵子已有几十年历史，但这项交易并非始终如此获利丰厚。如今的高额报酬，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林赛·卡马卡希的女性。
1984年，当美国仅有少数医疗机构提供第三方卵子服务时，一批卵子的价格（行业称之为“补偿”）仅为250美元。到1987年涨至500美元，1993年达到约1500美元。对买家而言，这个价格相当实惠。1999年，一则在顶尖大学报纸上的广告引发轰动，一位身高5英尺10英寸、体能出众、SAT成绩至少1400分的女性，她的卵子报价高达5万美元。
此时，生育行业协会（ASRM）开始关注这个迅速发展的市场。该协会认为，给予捐献者的报酬“不应高到构成胁迫或剥削”。2000年，协会建议成员避免过高补偿，以免暗示是在为捐献者的种族、个性或成就付费。为制定合理的支付标准，协会采用了一套独特的计算方法：以捐献者的时薪为基准，乘以卵子捐献所需时间，再加上一个考虑额外身心负担的数值。最终得出结论：“超过5000美元需要合理说明，超过1万美元则已超出适当范围。”
“为什么
女性必须承担照料责任？”
卡马卡希有几位卖过精子的男性朋友，他们曾打趣地比较各自的收入，发现金额相仿。考虑到捐精的简单程度与捐卵的艰辛，这显然不公平。巧合的是，一位朋友正在与某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约会，该所正打算挑战ASRM的捐卵补偿限额，认为这是价格操纵。卡马卡希研究了诊所对待精子捐献的方式后感到愤慨：“男人可以为钱去做，而且收入没有上限。女性却要表现得富有爱心。这被称为‘捐赠’，实则就是交易。”
2011年，她同意成为反托拉斯诉讼的主审原告，指控ASRM人为压低价格以使诊所受益。法律文件称这是“买方阴谋”。（ASRM拒绝置评）
“我提起诉讼并非为了钱，”卡马卡希公开表示，“而是因为女性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为什么女性必须承担照料责任？”
2016年，此案达成庭外和解，ASRM随即取消了补偿指导方针。卵子捐献者从此可以获得准父母愿意支付的任何金额。而中国准父母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金额。在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后，年长父母和其他想要二胎的人纷纷前往美国，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那里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和相关服务，而这些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
很快，安珀、布兰迪和其他卵子女孩们也开始前往美国。2017年，布兰迪首次获得1.1万美元报酬。两年后，安珀在一个周期中赚取1.7万美元。她说：“这就是市场机制。”
印度少女
在瓦拉纳西的少女被说服出售卵子之前，有一位名叫尤玛·夏尔帕的女性从达吉林搬到了德里。
夏尔帕在一家服装店工作，收入微薄。2013年末，一位女性向她提出建议：她可以卖卵子赚取2.5万卢比。这笔钱相当于她几个月的工资，足够让她去喜马拉雅山麓探望3岁的女儿。凭借乌黑顺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和杏仁状的眼睛，夏尔帕很快就能找到买家。她没有告诉丈夫桑朱·拉那，就答应了这个提议。
2014年1月29日下午4点左右，夏尔帕来到一家IVF诊所。几天前，她因激素注射的不适想要退出，但诊所告诉她为时已晚，必须继续。卵子提取手术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
在恢复室里，她焦急地给丈夫打电话，让他赶快过来。
晚上7点15分左右，拉那到达时发现夏尔帕毫无反应。根据法院记录，工作人员告诉他：“她只是在休息”。
一小时过去了。最后，一位医生检查后叫来了救护车。到晚上10点，她被送往医院，但到达时已经没有脉搏。午夜刚过，她就被宣告死亡。
尸检显示，夏尔帕死于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她的卵巢肿大了三倍，血液和体液渗入腹腔，并在心肺周围积聚。事后报告指出，只要谨慎使用激素并严密监测患者，这种死亡本可避免。
自2000年代初印度成为生育治疗热门目的地以来，一个循环不断重复：丑闻爆发、呼吁监管，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夏尔帕之死虽登上头条，但公众的关注很快消退。2015年，德里医学会认定负责手术的医生并无疏忽，将此事定性为“罕见并发症”。唯一受到批评的是New Life Global Network诊所使用代理人招募卵子捐献者。这家在四大洲提供生育服务的诊所拒绝对此置评。
2017年，德里医学会又审理了一起案件。根据举报者提供的文件，新德里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医生从一位IVF患者身上提取了30枚卵子，未经同意就将其中14枚给了其他两位患者。这是又一起涉嫌卵子盗窃的案件。
举报信称：“这完全不道德。”在电采访中，将卵子植入其他患者体内的医生尼塔·辛格表示，工作人员告诉她患者已同意。她称这是“小小的程序性疏忽”，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指责。
德里医学会指出“疏忽的严重性”，命令辛格暂停执业一个月。但全印度医学委员会推翻了这一决定，仅给予警告。2021年12月，印度通过法律规范辅助生殖技术，其关键是成立国家委员会，就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议并制定行为准则。
辛格如今就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
*卵子捐献者服用激素药物诱导超排卵，通常会在两侧卵巢产生13-25个卵子。
*当产生超过15个卵子时，女性就有患OHSS的风险。而许多捐献者产生的卵子数量往往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以上。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是一种医源性疾病，即由医疗治疗本身引起。这种情况发生在卵子捐献者和接受体外受精治疗的患者使用激素诱导超排卵时。轻症患者可能出现腹痛、恶心和腹泻，而重症可能引发血栓形成、肺部积液，甚至导致输卵管扭转并切断血供。虽然OHSS致死病例罕见，但确实存在这种风险。
OHSS 仍未被完全了解，而且经常被报道所忽视。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表示，轻度 OHSS 影响多达33% 的IVF患者。美国生殖医学学会表示，中度至重度OHSS发生在1%至5%的IVF周期中。在受到严格监控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审计人员发现，从2018年到2021年，诊所报告的需要住院过夜的OHSS 病例仅占三分之一。
由于卵子捐献者的后续护理标准不一，我们难以准确掌握OHSS的发生频率。研究表明，年轻女性和每个周期产生超过15个卵子的捐献者特别容易受影响，这正符合安珀、布兰迪和凯伦等多数捐卵者的特征。阿拉巴马大学医学人类学家、《卵子经济学：人类卵子的全球市场及其捐献者》作者黛安·托伯指出：“一些诊所为了给卵子库储备更多卵子，会通过提高药物剂量来获取尽可能多的卵子。”。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虽然从生育诊所收集大量数据并公布其活产成功率，但拒绝披露各诊所的体外受精患者和捐献者并发症发生率。为此，彭博社已提起《信息自由法》诉讼，试图迫使该公共卫生机构公开这些信息。（CDC表示不对正在进行的诉讼发表评论。）
凯伦坐在迈阿密国际机场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感到恐惧和疲惫。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搭乘九小时航班后，她被带到这里。移民官员没收了她的手机和阿根廷护照，开始询问她的旅行和旅游签证问题。
你为什么来美国？
就是旅游。
你要拜访谁？
我的男朋友。
他住在哪里？
凯伦只知道是在亚特兰大的某个地方。
为什么要转机去洛杉矶？
她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这是凯伦第五次来美国提取卵子。七个月前，她在南加州的HRC进行了上一次捐献，当时提取了60枚卵子，创下了她个人记录。
疫情期间，飞往美国的航班减少，移民官员加强了检查。表面上是为了筛查疾病，但实际上，这种额外审查让可疑行为更容易暴露。而凯伦的行程显然存在疑点。
凯伦透露，她的代理机构Growing Generations此前教她在通过移民时要含糊其辞，对所有询问都说只是度假。（Growing Generations对此未作回应。）
移民官员检查了凯伦的手机，在WhatsApp上发现了与合同相关的对话。被质问时，她坦白了。“我最后承认：‘好吧，是的，我知道我说是度假，但这份合同才是我来这里的真正原因’，”她说。
她被拘留了24小时。“我到底在干什么？”她回忆当时的想法，“难道这事真的严重到要把我当成恐怖分子吗？”凯伦的入境申请被拒，不得不返回阿根廷。她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完成了捐卵，卵子被运送到HRC。她出现了轻度OHSS，不得不休息几天等待卵巢积液消退。
直到登机返回阿根廷时，凯伦才拿回手机。飞机降落后，她打开手机，发现 WhatsApp上堆满了消息，Growing Generations的代理人询问她为什么没有转机，还有来自男朋友和朋友的留言。
其中还有爱丽丝·肯普顿发来的消息：“保罗和我当父母了，”她说，并分享了一张健康婴儿的照片。他们给孩子取名鲁伯特。“我们爱你，”爱丽丝说，“非常爱你。”
凯伦泪如雨下。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启示，”凯伦说，“它告诉我：我做的事并没有错。这让新生命得以诞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扰乱了全球卵子交易，危及了一个重要供应源。2022年2月，乌克兰冷冻银行的工作人员将装有冷冻遗传材料的容器装入车内，迅速穿越波兰和斯洛伐克边境。其中一个目的地是克里特岛的MFI诊所，该诊所主动提出提供保管服务。
虽然希腊监管机构此前认定该诊所应当关闭，但MFI的知名度却持续上升，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捐卵者、代孕者、潜在父母和冷冻卵子。（该辅助生殖机构在回应置评请求时，并未直接解释为何未执行暂停令。）
同年，希腊国家警察组织犯罪部门开始调查克里特岛的一处房产，该诊所在此安置怀孕代孕妇女。2022年12月，警方获得法院许可后，对诊所工作人员的电话实施监听并展开调查。
2023年2月20日，MFI工作人员对一名保加利亚妇女实施麻醉以提取卵子。警方监听显示，该妇女出现严重抽搐，氧气水平下降。尽管提取手术未成功，但这名妇女最终幸存。
警方绘制了以诊所为中心的犯罪网络图。2023年8月，他们逮捕了包括诊所创始人和科学总监在内的八名MFI员工。两人均被羁押候审。该医生的律师未回应置评请求。科学总监的律师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商业周刊就警方案件提出的问题清单存在不准确之处，但未具体指出哪些内容不准确。
警方表示，该诊所招募来自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弱势妇女作为卵子捐献者和代孕者，将她们安置在超过十处房产中。警方在新闻稿中称，诊所工作人员伪造医疗和法院记录，协助非法收养。警方还指出，诊所多次收取未实际提供服务的费用，包括“虚假”的胚胎移植。
警方接管并关停了诊所；MFI诊所冷藏的遗传物质被转移至克里特岛基库拉总医院。
同月，希腊媒体报道，警方正在调查弗拉奇尼斯是否收受贿赂。此人曾投票反对暂停MFI执照，后来还担任希腊辅助生殖机构主管。虽然警方未逮捕或点名弗拉奇尼斯，但政府在当周将其解职。（弗拉奇尼斯未回应本文的电子邮件置评请求。）
如今警方可以查阅诊所档案，继续调查。在细查手写记录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涉及IVF患者（如玛丽亚）的模式：患者的卵子被提取后，只有部分用于培育她的胚胎。同一天，另一位女性会收到“捐赠”的卵子，而数量恰好相当于未用于IVF患者的卵子数量。
调查细节尚未公开。但在6月，克里特岛一位检察官为海牙欧盟刑事司法合作机构的闭门会议准备了发言稿。根据商业周刊看到的演讲内容，警方已确认MFI存在多达75起卵子盗窃案件。一位希腊司法消息人士表示，最终数字可能更高。
2021年末，凯伦在墨西哥坎昆进行了第六次捐卵，她为躲避疫情搬到那里。医生提取了58枚卵子，随后这批卵子被运往美国。
按照健康指南，她打算以这次作为最后一次捐卵。近年来，凯伦从捐卵者转型为寻找捐卵者的角色。她与肯尼娅及其丈夫共同创办了一家招聘公司，专注于保障捐卵者的福祉。他们在海滩散步时会观察跑步者和排球运动员，同时有意识地避开吸烟或饮酒的人。
“我们建议这些女孩咨询本国的医生，确保她们得到充分的代表并理解整个过程，”凯伦说，“我不希望任何与我们合作的人有不愉快的经历。我很在意这个责任。”公司对每次成功的捐赠收取20%的费用。据凯伦估计，他们迄今已招募了约50名女性。
第六次捐卵近两年后，凯伦收到了Growing Generations的朱宁特发来的语音信息。当时凯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她即将31岁，已超过该机构29岁的内部年龄限制。考虑到她过往的超高卵子产量和OHSS病史，再次发病的风险更高。她一生已捐献近300枚卵子。
在语音信息中，朱宁特询问凯伦是否愿意再次捐卵。她随后解释说，Growing Generations正在为墨西哥一对同性伴侣寻找捐卵者。其中一位伴侣肤色深暗、黑发，另一位是澳大利亚人，高大、金发、蓝眼睛。这对伴侣希望找到能体现他们相貌特征的卵子捐献者，但他们已经拒绝了Growing Generations目录中的所有候选人。
我们在十月就此事询问朱宁特，为什么Growing Generations违反了其网站公布的政策，要求凯伦进行第七次捐赠？
朱宁特否认了这一说法。
“如果她确实进行了捐赠，那与我无关。我没有参与任何捐赠，”现任洛杉矶国际生殖法律集团高级合伙人的朱宁特说。“我可以保证，今年Growing Generations没有与凯伦合作进行任何捐赠。”
但商业周刊获得了一份2024年的合同，这份由朱宁特的律师事务所起草的合同中，捐赠者以凯伦的六位数编号标识。合同显示处理交易的机构是Growing Generations。生育诊所WeFIV证实了他们与Growing Generations在这次捐赠中的合作。我们还听到了凯伦在2023年8月16日收到的朱宁特语音信息（在朱宁特离开该机构八个月前）。
“嗨，亲爱的，”朱宁特说，“听着，我想告诉你我刚刚把你的资料分享给了潜在的父母。”信息最后提到“在阿根廷进行第七次捐赠是可行的。”
当我们向朱宁特提供这些证据后，她承认Growing Generations确实参与了这次捐赠，但表示她在凯伦进行卵子提取时已离开该机构，且记不清最初的对话内容。朱宁特在邮件中表示，虽然行业指南“通常建议将捐赠限制在六个周期内，但对‘极其健康的捐献者’往往会有例外”。
就在安珀今年五月赴美完成第11次卵子提取时，另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女性完成了她的首次提取。据台中一位医生透露，医生从她体内提取了32个卵子。两天后，她出现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腹腔和肺部积液，呼吸困难，不得不被送往洛杉矶重症监护室。两周后才得以返回家乡。她的经历成为台湾卫生部于7月底发布在美捐卵警告的原因之一。
这些警告和风险并未阻止安珀。她的体重因激素略有增加，但她并不在意。用赚到的钱，她今年夏天去香港和东京参加了时尚舞蹈比赛。到8月初，她回到台湾中部，开始训练备战孙中山湖3000米游泳比赛。她计划之后还要在某地再进行一两次卵子提取。
在一家咖啡馆里，安珀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信息：除了在美国的11次周期外，她还通过地下渠道在中国秘密卖卵四次。2021年疫情期间，她独自前往中国，在一个她不愿透露的大城市等待，直到准备好进行卵子提取。随后，她搬到了中介安排的城郊酒店。她不知道任何医生、护士的名字，也不清楚诊所的具体位置，显然这正是预期的保密程度。傍晚五点左右，一辆车窗遮蔽的厢式货车到达。她和其他五位捐卵者被要求上交手机并保持安静。20分钟后，他们抵达一栋四层楼房：一楼是客厅，二楼是手术室。据Amber说，设备很完善，医生看起来也很专业。她产出了30个卵子，获得1.3万美元报酬。
她在中国待了八个月，又完成了两次周期。2023年，她再次故技重施。她说在中国拿钱更容易，但风险也更大。“这就是必须克服的障碍，”她说，“你可以选择不赚这个钱。”
在美中两地完成15次周期后，Amber总共赚取了约21.3万美元。
MFI诊所的逮捕事件引发了一连串跨境混乱。
澳大利亚顾问伊弗林汉姆正在帮助他的前MFI客户应对后续问题。他表示，一些准父母放弃了他们的胚胎，有的是因为放弃了体外受精，有的则是被繁琐的官僚程序所阻。追溯卵子来源已被证实是不可能的。客户不知道捐献者的身份，而那些用现金支付的客户甚至连收据都没有。
这场混乱让伊弗林汉姆回想起他在印度的生育经历。他和伴侣当初被告知，他们的两个女儿使用了同一位捐献者的卵子。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起疑。“我受够了这种疑虑，”伊弗林汉姆说。于是在2023年，他们为女儿做了DNA检测。“结果并不匹配。”
“当时去印度的许多夫妇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他说。如今，他在MFI看到了相似的混乱。“这让我不寒而栗。12年后看到同样的事情重演，看着脆弱的父母被迫接受眼前的一切，实在令人恐惧。”
6月，在克里特岛基库拉总医院，一位胚胎学家走进了一间配备室温控制和密码锁的保护室，室温恒定在16摄氏度。墙上安装着六个类似《星球大战》中R2-D2的金属容器。温度监控器顶部延伸出导线，连接着在线警报系统。这些容器储存着MFI被没收的遗传物质，包含约900人的卵子、胚胎和精子。
胚胎学家玛格丽塔·利瓦尼欧如今成为了这些遗传材料的看护人。她在MFI工作了十年，但未涉及刑事案件。这些冷冻储存物转移时，她全程陪同。当利瓦尼欧拧开一个容器的盖子时，薄雾缓缓升起。她取出一根称为吸管的杆，上面连接着试管，每个试管都贴有我们被告知不得拍照的代码。“这根吸管里有卵子吗？”“我不确定，也许有，”利瓦尼欧说。仔细检查后，她补充道：“是的。”
利瓦尼欧说，令人沮丧的是，这批储存物的文档记录不完整，无法进行准确统计。据她估计，约有125名外国人在MFI冷冻了卵子和胚胎，其中包括40对意大利夫妇和22对澳大利亚夫妇。其余则来自印度、德国和法国。大部分卵子和胚胎仍无人认领，包括许多从乌克兰运来的。
戈帕尔·克里希纳坐在木质办公桌前，桌上散落着瓦拉纳西女孩案件的警局报告。这是7月。对不熟悉内情的人来说，调查似乎在进展，但作为这名女孩家人的无偿辩护律师，克里希纳对此深表怀疑。
过去二十年，克里希纳一直在当地非营利组织Guria India工作，致力于营救性交易受害者。
他敲击着少女档案中的一份文件：首席医官给警方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这起事件不可能在Nova员工和医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然而，一周后警方的初步报告中，却未将任何诊所或员工列为被指控者。
他列举了一系列未解之谜：诊所的闭路电视显示当天还有其他女性来访，警方是否核实过其中有无未成年人？女孩的卵子去向何方？按法律规定，诊所必须保存这类记录。被指控者告知警方他们还将捐卵者送往其他诊所，那么警方是否展开跟进调查？（Indira IVF诊所表示从未接到警方联系，而是通过《商业周刊》的询问才得知此案。）
负责阿妮塔保释听证会的法官对案件忽视诊所责任提出质疑。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法官索拉夫·斯里瓦斯塔瓦指出：“医院的业主从未被列入调查”，并质问检方是否刻意避免起诉“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而只追究“小员工”的责任。
《商业周刊》联系安妮的律师，对方拒绝置评。西玛的律师桑杰夫·库马尔·乔巴伊告诉我们：“瓦拉纳西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卵子捐赠骗局。”他说，他的委托人出身贫困，仅获得微薄报酬。“主要罪魁祸首是医院。”
一年已过，克里希纳怀疑，逮捕这些“小角色”只是走过场。
2022年，在瓦拉纳西少女出售卵子前一年，另一位16岁女孩向警方揭发，她在过去三年里被迫在印度南部多家私立医院出售卵子八次。警方调查陷入停滞，被指控者交保获释。今年5月，在《商业周刊》质询后，检察官才发现两年来她一直未收到警方的起诉书副本，无法推进案件。她现在表示将把此案提交审判。
签名按手印
在瓦拉纳西少女家以南一千英里的金奈市，是印度的医疗保健中心。在市郊的一个街区，数十名妇女曾捐献卵子。应四位受访妇女的要求，我们在远离她们丈夫住所的地方见面。
这些20多岁或30多岁的妇女都曾出售卵子，她们是被当地生育诊所的代理商招募的。据她们描述，一位名叫拉克希米的年长女性代理商会在妇女们每天去公共水箱打水时徘徊。只要听到有人谈论经济困难，她就会说：“我有个赚钱的主意，想听听吗？”
她们还会这么做吗？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当被问及为何出售卵子时，一位妇女说：“如果今天能拿到钱，我们今天就能吃上饭，就这么简单。”另一位妇女表示，因为身体太虚弱无法献血，才选择了献卵。她们谈到了债务、酗酒丈夫的虐待，以及想为女儿存嫁妆钱的愿望——尽管印度自1961年就已禁止嫁妆。她们希望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也想帮助其他女性，因为在印度各个阶层中，不孕都是一种耻辱。
这些妇女靠打扫房屋、清理下水道或擦拭银器维生，每天仅能赚3至5美元。而捐献卵子可以获得300至350美元的报酬。由于部分妇女不识字，她们只能在知情同意书上按下拇指印。她们通过数公交站台来确定在哪里下车接受注射。一位妇女这样描述捐卵后的感受：“全身疼痛，胃部痉挛，注射部位像被针扎一样疼。”她们还会继续这么做吗？“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一位妇女反问道。
阿根廷模特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WeFIV生育诊所，一辆小卡车驶入地下车库，车上载着两个重达24磅的罐子。
一个是白色的，像复古钢制牛奶罐，另一个是浅灰色的，形似重型炮弹。这些被称为干式运输器的罐子已环游世界多次。这个七月的星期一早晨，它们即将开始新的旅程，白色罐子装载着凯伦第七次捐卵的卵子，另一个装载着她招募的捐赠者的卵子。
达米安·加斯图·托雷拉将罐子搬上楼到诊所大厅，交给一位身着蓝色手术服、戴着印花手术帽的实验室技术人员。
“二十分钟，”技术人员说。
“我在这里等，”托雷拉回答。
技术人员前往诊所五楼。凯伦的27个卵子已在编号4780的储存罐中冷藏了32 天，另一位捐赠者的卵子则在编号4782的储存罐中。两名技术人员合作，几秒钟就将装有凯伦卵子的吸管转移到干式运输器中。剩余时间用于仔细核实卵子是否准确转移。
托雷拉拿回装有文件的塑料文件夹和罐子，驱车前往他合伙经营的物流公司 Space Courier的租赁仓库。
托雷拉曾是酒吧侍者，身材矮胖、秃顶，长相酷似乔·罗根。几年前，他入股 Space Courier，加入了支撑全球卵子贸易的庞大物流网络。公司每次出口卵子收费3000美元，近期生意兴隆。
卵子是人体最大的细胞，却比精子或胚胎更为脆弱，运输过程中极易受损。干式运输器倾斜会损坏卵子，X光扫描也会造成破坏。过度颠簸、温度过高、海关滞留时间过长，风险因素不胜枚举。
在仓库三楼的旧木工工作台上摆放着两批卵子的运输文件：阿根廷卫生部的单页声明，说明卵子不得X光扫描；WeFIV的无感染声明；Space Courier的无爆炸性声明。最后一页运输提单将凯伦的卵子估价为每枚5美元，总计135美元，而这些卵子则为她赚取了3.5万美元。
两个罐子被装入盒中，其中装凯伦卵子的纸板盒约2.5英尺高，箭头标示朝上方向。盒子被推车送往机场的受限货物区，在装满碳酸锂的大袋子里放了几个小时。经过爆炸物检测后，它们滑上传送带，装入磨损的银色货物集装箱，最后进入美国航空954号航班货舱。这是一趟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纽约的跨夜航班。
次日清晨，飞机降落在正值热浪的皇后区肯尼迪国际机场。罐内极寒温度丝毫未变，Space Courier的传感器每秒监测温度以确保安全。根据运输记录，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未作实际检查就放行了这两个盒子。
经过八小时停留，两批卵子分道扬镳。一批前往旧金山，凯伦的卵子则将搭乘美国航空300号航班飞往洛杉矶。
盒子与乘客行李一同通过传送带进入货舱。
六小时后，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盒子从传送带上倾斜滑下。一位高大的行李搬运工将它拉下来，随手扔进行李车里。盒子腾空而起，砰然落地，把手洞被撕裂。盒子被送到机场边缘的美国航空仓库，在铁丝网后的托盘和纸箱堆中过夜。
第二天，气温炎热。一名美国农业部特工来调查从荷兰运来的卡罗莱纳死神辣椒。几小时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特工前来检查来自澳大利亚的36个装有热带鱼的泡沫冷藏箱。他核对文件后随机抽查了几个箱子。
下午12：05，一辆黄色搬运卡车驶来。一名货运工人用叉车搬运着已经变形的盒子。一位戴着报童帽的送货司机签收了包裹，既无需政府检查，也无需FDA审查。按照2017年的规定，该机构不检查入境的卵子或精子，优先让它们迅速送达可能正在接受激素治疗的女性手中。
“你好，”一位《商业周刊》记者对司机说，“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一直在追踪这个包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路跟来。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什么？”他问，“没人告诉我们。”
“人类卵子，”记者说。
“真的吗？”
他在空荡荡的卡车货舱里端详着盒子。“也许该把它放在前排，”他说，“你知道，系上安全带？”最后他还是把盒子塞进货舱角落，用帆布带固定。
卡车驶离机场，汇入涌向405号州际公路的车流。45分钟后，沿途的低矮公寓楼和杂乱灌木渐渐让位给修剪整齐的庭院和小树林。
卡车停在比佛利山庄的一家生育诊所前。诊所前台的招牌广告着500美元的卵子再生计划。拐角就是罗迪欧大道。
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诊所57小时32分钟后，凯伦的卵子抵达终点。在这里，它们可能为一对墨西哥夫妇带来新生。凯伦不知道这对夫妇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旅程到此结束。
难以追踪
在世界许多地区，跨境卵子贸易几乎完全缺乏政府监管。通过记录请求、私人供应商和研究报告，《商业周刊》试图收集15个国家的卵子进出口数据。虽然难以得出确切结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追踪冷冻卵子的流向或捐献者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日本和西班牙没有可靠的卵子进出口追踪系统。加拿大虽然保留了进口卵子公司的注册名单，却未记录具体的进口批次。
在少数有追踪记录的国家，数据显示快速增长。意大利的卵子进口量在五年内几乎增长了两倍，2021年达到17873批次。巴西的进口量则从2016年的4批次激增至2023年的2668批次。
在美国，FDA维护着一个数据库，规定诊所和卵子库必须登记进口卵子。然而，2018年至2024年期间，该数据库仅记录了64批卵子。今年7月，我们追踪的两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运往加利福尼亚的卵子中，只有凯伦的卵子完成了登记，而她招募的捐献者的卵子却未被记录。当我们就这一差异询问FDA时，发言人确认了该记录的缺失，并表示将展开调查。
在克里特岛一个阳光明媚的工作日，玛丽亚在镇中心繁华地带的商店里接待了一位记者。墙上挂着一幅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婴儿的画像。当被问及近况时，玛丽亚转向电脑屏幕，打开谷歌翻译网页，在左侧输入一个希腊单词。右侧显示了译文：“心理学家”。
她正在接受专业帮助，但她的治疗师说，心理诊断手册中并没有关于卵子被盗创伤的记载。
玛丽亚将这种情况比作绑架，就像那些古老的故事：妇女们被谎称她们的婴儿出生后夭折，实际上婴儿却被送去领养。她说：“现在他们甚至不需要那样做了。他们只需要拿走你的卵子。”
各种设想在她脑海中浮现：如果她的孩子长大后爱上了一个同龄人，会不会是兄妹？她是否会不由自主地在每个家庭中寻找相似之处？如果遇到由她的卵子孕育的孩子，又该如何？“那是我的孩子，却又不是我的，”她说，“是他们的孩子。”
玛丽亚一直在思考那些追踪代码，她自己的，以及接受她卵子的女性的代码。她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她希望警方能够为愿意的家庭搭建联系的桥梁。但如果没有官方渠道，持有这些代码的女性可能会自发行动，也许会借助社交媒体。这可能会演变成一个脸书群组，母亲们在上面发帖：“代码1234寻找代码6789”。
“我不想从他们手中夺走孩子，”玛丽亚说起那些她想象中的家庭，可能在北美、澳大利亚，甚至就在克里特岛她的周围。
“我只是想知道。”
9月，当我们再次与安珀交谈时，她说自己正兼职做代理商。每促成一对配对的父母，她通常收取2000至5000美元佣金。目前她代理着约30位捐卵者，其中许多人被派往中国。对于那些担心赴中国风险的捐卵者，她向他们保证麻醉过程不会有痛感，也不会发生器官切除。
但她补充说：“他们正在加强对这项业务的监管。”当地新闻报道印证了这一点。她在中国的联络人曾被拘留四个月，直到8月才获释。此人已重新联系她，并提出了新的预防措施：建议捐卵者先在台湾完成第一周的激素注射，再前往中国，以缩短在当地停留时间，降低风险。
安珀正为她的卵妹们谋划新出路。中国的投资者、医生和患者已开始转向柬埔寨金边。那里旅行更便利，成本更低。虽然当地禁止代孕，诊所需要获得经营许可，但整个行业几乎不受其他法律约束。她称这是个法律灰色地带，但她有把握应对。
如果时机和报酬合适，她仍愿意返回中国提取卵子。10月，她在那里完成了第16次提取。她不愿透露具体地点。据她说一切顺利，但她不清楚提取了多少枚卵子。诊所不会告知这些信息，而她也刻意避免在中国期间提出任何问题。这次手术为她带来约1.1万美元的收入。
迄今为止，安珀已累计赚取约22.4万美元。这些钱用于支付抵押贷款、在美国的英语课程学费，以及参加舞蹈比赛的旅费。每次提取卵子后，她都会出游，比如去东京和曼谷。11月时，她告诉我们已经安排了另外两三次提取，这可能是最后几次了。今年春天，她将满31岁。
安珀计划在34岁之前，最迟36岁时生育自己的孩子。一年前，她与纽约一家卵子库达成协议：她提供一半的卵子给机构，作为交换可以免费冷冻保存剩余卵子十年。这是她的未雨绸缪。当时机成熟时，她希望能找到一位符合她标准的精子捐赠者——高大、常春藤盟校毕业、白人或西裔血统。她已做好付费的准备。
自那女孩卵子被采集一年以来，曾渴望拥有的手机反而成了诅咒。
瓦拉纳西似乎人尽皆知她为钱做了违法之事。很少有人理解卵子捐献的含义及其过程；她的母亲起初甚至将其与性行为联系在一起。“我女儿是处女，”这位母亲在警局报告中说，“我女儿因某种不当行为而被卖掉了。”
这个女孩在七年级后辍学，无法面对同学的嘲笑。邻居们会在街上质问她的母亲，指责她给予女儿过多自由。流言蜚语中传播着印度女性最为恐惧的怀疑：她今后是否还能生育？
这个少女坐在金属椅子上，身着白色库尔塔（一种长袍），青春期的身形若隐若现。她曾是个好学生，学习很快。虽然母亲是位出色的厨师，她却只满足于用杯子煮速食麦吉面。她怀有更大的抱负，不愿仅仅成为妻子和生育者。她曾梦想成为美容师。“我希望在生活中有所作为，”她说。
如今，羞愧感日夜折磨着她。“我觉得没人会愿意娶我，”她声音颤抖着说，用手指按住眼角试图阻止泪水。“我只是想要部手机。我还是个孩子，思维也像个孩子。我不知道这会是这么严重的事。”
那五名被捕者后来都获得保释。而她却把自己困在家中，几乎足不出户，只能通过手机了解外面的世界。她不明白为什么在印度社会备受尊重的“大医生”竟分不清孩子与成年人的区别。她困惑于为何自己要承担责备，甚至连自己的祖父也指责她给家族带来耻辱。
“我也是受害者，”她一边说，一边光着脚踢着椅子扶手。“我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人的无助，而不是利用这种无助。”
她的母亲说：“我女儿经历的一切不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约2000年前，印度通过《迦罗迦经》等医药文献，为世界提供了最早的医学伦理准则之一。其核心原则要求医师帮助所有患者，不分贫富。
然而没人告诉这个少女，她从未是真正的患者，只是他人的工具。她几乎无法理解，此刻她的卵子可能已孕育出她永远不会相识的孩子。一方获得生命的礼物，另一方得到一次性报酬。生育产业将其描述为双赢，却罕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安排。
为时已晚，这个女孩才意识到她失去的远比得到的更多。
在墨尔本市中心西南方向一小时车程处，一个占地2.5英亩的牧场房屋里，后院设有鸡舍和游乐场。一个新组建的大家庭在这个9月的星期二通过视频会议交流。
房间里散布着典型的幼儿家庭痕迹：晾着的口水巾、四处散落的玩具，还有沙发上吃了一半的苹果。艾丽丝·肯普顿坐在白色皮革沙发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上，4岁的鲁珀特和1岁的玛蒂尔达围绕在她身边。41岁的艾丽丝在2023年用凯伦捐献的卵子培育的四个胚胎之一生下了玛蒂尔达，如今她已在考虑要第三个孩子（尽管保罗并不太赞同）。
凯伦从7200英里外的屏幕上微笑着说：“你们两个都长大了。”
“玛蒂尔达，还记得这位是谁吗？”艾丽丝问道，“还记得她给了我们什么吗？”
“爸爸也在，”玛蒂尔达用稚嫩的声音回答。
“对，”艾丽丝说，“她和爸爸一起创造了进入妈妈肚子的胚胎。”
在澳大利亚，让捐卵者所生的孩子了解其生物材料提供者并不罕见。该国多个州已立法保障儿童知晓其遗传背景的权利。
艾丽丝和保罗都认同这种文化。房间角落挂着一张世界地图，鲁珀特和玛蒂尔达可以在上面找到凯伦的住处和波特兰诊所的位置。在矮书架上，摆放着六本解释捐卵者受精含义的童书供他们选择。
这种关系是许多通过这项技术出生的人难以体验到的。随着生育产业将越来越多的冷冻卵子运往国外，特别是那些缺乏明确知情权法律或可靠记录保存的国家，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凯伦在5年内在3个国家进行了7次卵子提取，共捐献了336个卵子，至少促成了5次怀孕。据她所知，鲁珀特和玛蒂尔达是唯一用她的卵子孕育的孩子。
视频聊天进行约10分钟后，两个孩子开始心不在焉。鲁珀特跑去寻找想象中的宝藏，玛蒂尔达则去摘雏菊。
艾丽丝和凯伦得以独处交谈。艾丽丝提到她重新开始跑步，凯伦正在为远足训练并寻求建议。话题又回到玛蒂尔达身上，艾丽丝说她开始在女儿身上看到越来越多凯伦的影子。
“我们该把新照片发给你妈妈看看，”艾丽丝说。
凯伦的手机里存满了这样的照片，她热切地展示着。有时她像个骄傲的姨妈，有时则像个说客，试图说服其他年轻女性成为卵子捐献者。
本文采用AI编译，模型训练：讯鸟云服，原文作者：Bloomberg Businessweek，审校排版：从林，点击查看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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